少江无鱼可捕 两千克鱼也算班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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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所谓的专业渔民,即为非农业户口,没有土地,不能享受优惠的新农合社保,想改善生活却无鱼可捕,这是老彭们的烦恼。老彭们没得选择,只能依然忍受长年在水面的生活,继续窝在船上。渔民的家在船上上午8点半,我们依约来到江夏区金口镇,出水捕鱼的彭东江还没回来。等了近半个小时,他才和老伴匆忙赶过来接我们。彭东江是江夏区金口镇花园社区居委会的居民,今年63岁,头发已花白,但身体健康,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老式衬衣,脚上趿着拖鞋。我们要搭坐他的渔船。金口以金水河入长江之口而得名。据老彭介绍,金水河古称涂川,后因大禹治水的缘故,人们为了纪念大禹的妻子涂山氏而改称为涂川。1984年文物普查期间,人们在金口发现有“涂川石碑”。而涂川入长江口处的金口史称涂口,此地为雄距长江中游之要冲,形成军事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,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一直到唐宋之际,人们在涂口发现金矿,才改名金口,涂水也随之称为金水。因毗邻金口港的地理区位优势,金口镇曾是湖北省重要的渔业区。然而近年来随着渔业收入的降低,连花园社区居委会下属的花园渔业大队也只剩有渔船58只,且多为3米长的小船,早已没了鼎盛时期的境况。渔民时代的结束连家渔船,渔民的家在船上已是上午9点,老彭还没有过早。我们交流的过程中,老伴为他泡了碗泡面。在邻居们的建议声中,她又在一旁的杂货店加买了一根火腿肠泡在面中,算是为丈夫加餐。老彭不顾众人的劝阻,端起泡面就领我们往江边跑。拐进一条小道,再跨过江边高高耸起的防洪围墙,下面那宽阔的水域便是长江了。波澜壮阔的江面上不时有货船驶过。天是明净的蓝,水是浑浊的黄,远远地,还能够眺望到江心铁板洲上的芦苇丛。近处岸边停靠了许多小船,老彭的渔船也在其中。在老彭的帮助下我们爬上渔船。老彭熟练地点燃船头的柴油发动机,渔船便在隆隆的机械轰鸣声中向江心驶去。这时,老彭才匆匆吃起早已泡软了的泡面。上午九、十点,江上的太阳辐射已经很强烈。“渔民其实很好辨认,黑瘦黑瘦的就是了。”看到我们被晒得浑身发烫,向渔船腹部的船舱躲去,老彭嘿嘿直笑。早就听说渔民的船是“连家渔船”,即船连着家,亲眼见到了才觉真实。只见船舱中各样居家生活用品,被子、牙膏牙刷、洗衣粉、拖鞋等,一应俱全。虽然还摆放了许多诸如钢筋、铁棒等器具,3、4平米的船舱却并不显拥挤。或许因为两侧增开了窗户的缘故,反倒看起来富有诗意。

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

楚天都市报讯 图为:捕到一条4两重的鳜鱼,老李如获至宝

■“80后”渔民刘兵也习惯了以船为家

图为:妻子是老李的好帮手

本报记者曹刚文/图

图为:补鱼网是渔民的基本功

■宜宾渔民曾贵田在禁渔期也很少外出打工

图为:窄小的甲板就是餐桌

一次出船只打到两公斤黄辣丁,还装不满一个小脸盆

图为:每天下午,他们的收获被抢购一空

武汉市金口镇渔民彭东江回想七八十年代,从初春忙到深秋,经常半年不回家,冬天再转战洪湖继续奔忙,没日没夜地在长江里捕鱼。忙碌周而复始——出发,撒网,收网,满载而归,靠岸卖给鱼贩,顾不上休息,再次出发。然而,往事不堪回首……记者近日走访位于长江上游、有“长江第一城”之称的宜宾和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武汉,踏上摇摇晃晃的江边渔船,在渔民们起伏跌宕的故事里,感受长江的衰弱和苦楚。近年来,长江鱼类资源严重衰退,现状究竟如何?谁该对此负责?渔民年龄结构老化,是否真的后继无人?权威专家纷纷呼吁,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十年,渔民上岸,路在何方?两公斤鱼也算凯旋8月末的一天,凌晨3时,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,长江中游武汉段。63岁的彭东江和60岁的赵安香结伴走出家门,钻进茫茫夜色。捕鱼一日,拉开帷幕。今年,是夫妻俩相伴打鱼的第41个年头。金口镇紧邻长江,是湖北重要渔业区,几百条渔船几十代渔民曾在此休养生息。但近年来渔业收入持续下降,如今只剩58条渔船,且多为三四米长的小船。老彭熟练地点燃船头的柴油发动机,伴着隆隆轰鸣声,驶向江心。他从8岁起便跟父母在长江上漂来漂去,16岁时父亲病逝,他早早挑起养家重担。带着13岁的弟弟和11岁的妹妹,三人一船,早出晚归,捕鱼为生。从披星戴月,忙到日上三竿,老两口撒出了三四网。运气不错,每网都有收获,共三四公斤铜鱼。“就算一无所获,也很正常。”中午回到岸边,鱼贩已等候多时,批发价每公斤30元,换回一张百元大钞。去除渔船渔网损耗和柴油消耗,勉强维持温饱;要想改善生活,难。同一天中午,与武汉相隔上千公里的长江上游宜宾段,岷江、金沙江与长江在此交汇。51岁的曾贵田和26岁的女婿刘兵,驾驶“川宜渔0059号”渔船,刚刚凯旋——这天的战利品是两公斤黄辣丁,学名“黄颡鱼”。两公斤,装不满一个小脸盆,却够得上“凯旋”的级别。“近十年来,一天的收成不会超过5公斤。”曾贵田叹了口气说,“空手而归的次数,倒不少。5月到7月,野杂鱼较多,根本不值钱。有时忙活半天,只有几条杂鱼。”“黄辣丁最多,但个头最小的也是它。”刘兵补充说,“运气好时,能抓到接近1公斤重的江团,卖出五六百元的高价。”只可惜,从去年初到现在,好运只降临过一次。上岸后,老曾打电话给老客户,半小时后,在码头交易,进账400元。船舱里,还养着1公斤铜鱼、2公斤黄辣丁和3公斤鲶鱼——他兼做二道贩子,收集多户渔民的收成,集中销售,“价格相对可以提高一些。”辉煌往事不堪回首不少老渔民都有同一个口头禅:“想当年……”彭东江很挂念长江白鲟。“长相特别,一眼就能认出来,嘴巴前端伸出一把长长的宝剑。想当年,经常见面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双手并拢,在面前笔划。好久不见的老朋友,还有江豚、鲥鱼、白鳍豚……“想当年,每当变天之前,江豚就会成群结队地出现;清蒸鲥鱼的味道,简直太鲜美了;还有白白胖胖的白鳍豚,样子很可爱。想当年……真不敢多想。”回想七八十年代,彭东江没日没夜地在长江里捕鱼。从初春忙到深秋,经常半年不回家,冬天再转战洪湖继续奔忙。忙碌周而复始——出发,撒网,收网,满载而归,靠岸卖给鱼贩,顾不上休息,再次出发。“我们一条船起码能抵别人两条。”老彭坦言,辉煌战绩一去不复返,早就没了打持久战的动力。1970年,20岁的彭东江参军,在河南新乡当兵3年,复员后分配到神农架林区工程队。要不是无法忍受两三千米的高海拔环境,他可能早已转型为工人。“像我这么肯干的,当个车间主任应该没问题。”老彭笑言。只在神农架上了几天班,他就因为身体吃不消,回到武汉,重返熟悉的小渔船。“那时,做渔民比当工人挣得多,就是风吹日晒太辛苦,社会地位也比较低。”十多年前,每逢夏秋旺季,每天平均能收获50多公斤,进账上百元很正常。“在那个年代,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,一个月也赚不到100元。”同样的美好回忆,也留存在曾贵田的脑海里。他在宜宾的长江边长大,捕鱼34年来,眼睁睁看着渔业资源由盛而衰。“长江宜宾段最多时有180多种鱼,其中上游特有鱼类有60多种。现在还剩多少?”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局长陈永胜说,“近几年没有精确的普查数据,但是种类起码缩水一半。”归罪滥捕渔民喊冤“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鱼?原因很复杂,我答不上来。”彭东江听说,有专家认为渔民酷渔滥捕是主要原因,显得有些激动,“干这行时间长了,对长江有敬畏之心,捕到小鱼,都会主动放生。怎么能把这么大的帽子往我们身上扣呢?”彭东江承认,多数渔民早些年都做过小动作。违规操作主要有两类,一是炸鱼、毒鱼、电鱼,二是渔网过密过细,比如放“迷魂阵”。大鱼小鱼和虾米全被一网打尽,还会污染江水。但经过多年整治,现在只剩电鱼行为还零星存在。“鱼越少,有人就越想用电,有时候就连用电都搞不到鱼。电鱼的杀伤力太大,确实要好好治治,严惩不贷。”彭东江话锋一转,“话说回来,这些违规行为,20年前就泛滥成灾,可捕捞量比现在大多了。”老彭说:“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江里打鱼,几百年过去了,渔业资源一直没见少,为什么偏偏最近十来年打鱼越来越难?主要问题难道是出在渔民身上?”在老彭眼里,应该承担责任的不只是渔民。前几年,镇里新开了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制药厂。“听说效益不错,是交税大户。”商人们笑着数钱时,老彭门前的河道却在哭泣——小河通江,以前常有鱼儿光顾,给渔民添过不少收成。“两家企业来了之后,鱼就不来了。难得见过几回,大批漂在水面上,没一条活的。”老彭看得见的,是采砂船近些年越来越多,频频占领渔民打鱼的好江段;他看不见的是,一旦采砂选址不当,就会糟蹋鱼类产卵场和索饵场,造成毁灭性打击。长江近些年修了许多大坝,既发电又防洪,是好事,但是鱼类家园被一次次硬生生截断,境遇每况愈下。彭东江记得,2002年底,三峡工程全线截流,他说不清,上述变化与三峡有多大关系,“反正最近10年,捕捞量骤减。”曾贵田说,2008年底,向家坝工程截流,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,“从那以后,我们打鱼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”江鱼数次集体死亡去年底,宜宾接连发生江鱼集体死亡事件,曾贵田是亲历者。“和往常一样,打到鱼之后,先暂时存放在船舱里,用江水养着。”连续好几天,还没等到老曾靠岸,鱼就全死了。许多渔民也有相同遭遇——鱼在船舱活不过两个小时,死状均为双眼突出。“本来量就少,哪里还经得起折腾?”渔民们后来找到两个解决办法:要么在船上备足自来水,再随身携带几根氧气棒;要么把鱼放入空桶,在桶底桶壁扎一堆小孔,沉入3米以下水面,鱼才能保命。“3米以上的水,出了问题。江里的水,居然喂不起鱼了。”说话间,曾贵田指着一条浮出水面的野生小鱼说,“不出两个小时,它必死无疑。”除了以捕捞为生的渔民,养殖户更是深受其害。年近六旬的李道竹从事网箱养殖15年,以养江团和大口鲶为主。“去年底,突然都没了,损失上百万元。”他以为是气候原因或偶发事故,买来鱼苗再试。“投了4000公斤,没想到,又全部牺牲。”在宜宾市水产渔政局提供的《关于发放向家坝一期蓄水安全措施费的通知》中,列出的补偿名单涉及581人。其中527人为渔民,驾驶非机动捕捞船的,每人补助1500元,驾驶机动捕捞船的,每人补助2000元;54人是网箱养殖户,每人补助3000元。《通知》将这笔补助金称作“安全措施费”,语意较含糊,解释是“为支持向家坝工程顺利开展,加强渔民在蓄水期间的安全保护工作”。“工程建设方不承认水电站和集体死亡有直接关系,也没有专家站出来说话,但时间太巧合了。”李道竹有些迷茫,“亏了百万,只补三千,怎么够?”向家坝是金沙江水电基地最后一级水电站,去年10月首次下闸蓄水。没过多久,李道竹等金沙江干流的网箱养殖户纷纷受灾,平均损失数十万元,相隔不远的岷江干流则相安无事。“鱼死很可能与江水‘气体过饱和’有关,大量蓄水,容易导致水中含氮量或溶氧量过饱和,但关联度到底有多大,尚未得到专家证实。”陈永胜说。世代打鱼祖业难舍渔民的平均年龄,没有明确调查数据,但肯定不年轻了。“在我们金口镇,58条渔船里,有两个老渔民超过了80岁,70多岁的有十来个人。”彭东江的孙子彭开雄今年考入武汉理工大学,读机械工程专业。“将来不管他做什么,反正肯定不会再打鱼了。”上小学前,逼仄的船舱曾是彭开雄的童年乐园。那时父母在外打工,他跟着爷爷奶奶,从早到晚在渔船上玩。3年前,他和奶奶赵安香在江夏一中附近租下一间小屋,高中三年相依相伴。不包括水电煤等开销,每年房租3600元。学校有集体宿舍,但为了孩子吃好睡好,许多家长都选择在外租房陪读。老伴一走,彭东江的渔船整整歇了3年。41年来,赵安香一直是他唯一的搭档,两人缺一不可。儿子彭定军40岁,初中文化程度。在渔民圈,已属知识分子级别。他的妻子2008年从棉纺厂下岗后,在自家开小卖部,后来得到居委会支持,升级为爱心超市,享有免税政策,低保人员可享受成本价。他没固定工作,四处打零工,电焊、卖花、货运,有空也帮忙看店,偶尔替父亲打打下手,次数屈指可数。母亲离家后,他没法及时顶上。前年,彭东江花4万元,新打了一艘铁船。虽然很少打鱼,但他还是想把新船留给儿子。“毕竟是祖传手艺,总归要传下去的,用不用是他的事。”曾贵田两年前找到了一个得力助手,告别后继无人的困扰。80后小伙刘兵,出生于宜宾农村,开过多年塔吊,拥有特种作业操作证。和老曾的女儿曾吉结婚后,决定跟着岳父干,改行当起了渔民。“孙子8个月了,老伴在家带孩子,还好有人接班。”老曾笑着说。经过两年磨练,刘兵已成长为江鱼捕捞的行家里手。“自己家里的生意,肯定要帮忙,而且打鱼挺自由的,只要用心,就能干好。”禁渔十年渔民咋办从2003年起,长江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,长江上游2月1日到4月30日禁渔,中下游4月1日到6月30日禁渔。禁渔3个月,彭东江夫妇能领到360元生活补贴。“还有燃油补贴是大头,每年上万元。”要不是七八年前增加了这笔收入,许多渔民可能会因为入不敷出,自动退出。并非所有渔民都能享受燃油补贴,彭东江的弟弟就有些郁闷。他年轻时在工厂干过多年,下岗后重返渔船,不愿办捕捞许可证,为了每年少交四五百元,包括管理费、渔船年检费和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。没想到“为捡芝麻,却丢了西瓜”——无证者自然无法领取燃油补贴。曹文宣和赵进东等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呼吁,长江流域全面禁渔10年,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。据不完全统计,长江上的渔民数量至少有14万人,一旦全禁,如何安置?“国家如果有政策,我们支持。但具体怎么上岸,总要有个说法。”彭东江和曾贵田的回应如出一辙。一是补偿。渔船和渔具动辄数万元,需要一次性补贴,后续基本生活费或职业培训费,也需及时跟进。二是转行。除了打鱼,别的都不会,年纪大了,苦力活也干不动。多数渔民家里没土地,无事可做。村里有些中年人,生活轨迹相似——幼年捕鱼,后来外出打工,终因年龄偏大,无奈回到老家,跳上儿时熟悉的渔船。三是社保。渔民没有医保和养老保险,晚年生活缺保障。老是风里来浪里去,风湿病是常见职业病,渔民十之八九难逃此劫,赵安香也不例外。她的腰椎、颈椎和脑血管都有隐忧。好在彭定军几年前花7.5万元,为二老买了社保。“第一年每月返还600元,第二年800元,听说能涨到2000元,3年就能回本。”多数人没法一次性支付这么一大笔钱,只能每月拿200多元低保。“想想那些世世代代靠庄稼吃饭的农民。征地之后,还不是搬进楼房,过上了城镇居民的生活?他们肯定也不适应,但是为了国家发展,只能服从大局,慢慢习惯。”曾贵田说。

图记者朱熙勇 文首席机动记者谈海亮

天才微微亮,江面上水雾氤氲,李友堂和老伴高元仙早早从船舱爬起,发动他们那条小渔船,从武汉港驶往谌家矶附近江面。

清晨6时,在江心撒下第一网。30多年来,他们一年中大多数的日子,就从这第一网开始。

打鱼,是李友堂和老伴一辈子的生计所系。老两口已年过六旬。年轻时,他们在老家汉川的汉江边打鱼,后来,汉江慢慢无鱼可打,他们的船便来到武汉的长江边。现在,他们是长江武汉江面上所剩不多的渔民。

野生江鱼如今已成稀罕之物,不过,鱼价也随之高涨,他们打上来的鱼,小个头的金鳅和武昌鱼卖到20元一斤,江鲶卖到30元一斤。前天的运气还算不错,从上午6点到下午3点,他们收了3次网,打到了15条金鳅,3条各重三、四两的鮰鱼、鳜鱼和武昌鱼,加起来,一共八斤一两鱼,卖了188元。平常,一天只打一两斤的惨淡状况也不鲜见。

每到下午,总会有人开车到江边,早早地等着他们,一靠岸,舱里的鱼便被买家抢光。“早些年,一网下去,可以打到几十斤鱼。”李友堂收网的时候,总喜欢满是留恋地念叨这句话。然而,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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